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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曲的高等教育 上大学到底值不值?

发表时间:2017-02-24    来源:腾讯网

英国高等教育谋求“进步”的焦虑并非孤例,而实在是一个全球现象。

  家庭的衰落与不平等

  继皮恺蒂《21世纪的资本》之后,另外一本关注“不平等”现象的书在美国引起持续关注。这本由著名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写的新书《我们的孩子:美国梦的危机》将目光转向教育的不平等,使美国人颇感到震动。

  思想周报上周已报道过各大媒体热议此书的现象。《经济学人》在书评中说,在当今的美国,最重要的分裂是阶层分裂,而不是种族分裂;而且,这种分裂影响最大的地方是家庭。几十年来,保守人士始终在为家庭的衰落而跌跌不休。如今,这个国家最杰出的自由派学者中的一位加入了这场大讨论。

  很多文章指出,大多数不平等讨论都关心少数的那1%人群,包括去年走红的《21世纪的资本》一书,却没有学者真正关心过去20多年来发生在美国中产阶层身上的事情。帕特南此书填补了这一讨论空白,让美国人直面这个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解决“不平等”应当成为美国的首要政治日程。

  近日,政治学者福山也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文说,作为政治学家中的佼佼者,帕特南的主要著作中有一个贯穿始终主题。如同他之前的托克韦尔,他认识到:民主制正常运行的一个基础是存在于基层社会,而不是正式的政治体系,也不是这个体系所打造的各种经济激励之中的优良品质。在1993年的《让民主运行起来》中,帕特南阐释说,缺乏社会资本,即个人在民间组织中与陌生人建立联系并同他们合作的能力,是造成意大利南方和北方之间的巨大的经济和政治差异的根源。在2000年的《独自打保龄球》中,他对美国社会资本和信任的持续衰落表达了担忧;2010年的《美国恩赐》描述了不断变化却又总是强大的宗教角色在支撑社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帕特南定义社会阶层的基础是教育:随着技术的进步,高等教育的溢价一直在不停地上升。对于拥有一个学士学位或者更高学位的美国人来说,过去的30年目睹了收入的不断上升和家庭价值的巨大修复;与此同时,对于他们那些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同辈人来说,这段时期却是一场彻底的灾难。

  《我们的孩子》是《独自打保龄球》一书的延续,它展示了这样一种社会现实:就在社会资本和信任的衰落,在经济上割裂了美国的所有阶层之际,这种割裂最严重的地方莫过于受教育较少的阶层。社会的孤立和不信任是给这一人群带来可怜的就业前景并让他们缺乏政治参与的主要原因。

  帕特南通过经年累月的社会科学调查,解释了父母之道和家庭结构对于孩子人生结果的重要性。早期的儿童激励、适当的角色榜样、稳定的期望和家庭聚餐,这些都是产生向上流动的成年人所必需的、而恰恰又为当今来自受教育较少的背景的美国人所缺乏的那种环境的全部。由此,经济的不平等通过破碎家庭这种机制自我强化了。

  福山指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孩子》又是对《独自打保龄球》的一种完善,因为前者引入了后者所缺失的两个因素:社会阶层的衰落和家庭的衰落。帕特南将社会资本的定义局限在对于家庭之外的网络的参与;但是,如果从社会资本是基于非正式共享规范的合作能力这个维度来理解,社会资本也存在于家庭之中。在意大利南部,联系紧密的核心家族限制了同陌生人的合作。正如帕特南在《我们的孩子》中所表明的那样,强大的家族之于美国的关键性,在于它是更为广泛的社会关系的孵化器。人们不可能在不提及家庭衰落,不提及工业化退潮、不提及蓝领阶层和中产阶层的工作不停地流失的情况下,讲述社会资本流失的故事英国高等教育谋求“进步”的焦虑并非孤例,而实在是一个全球现象。

  扭曲的高等教育

  扭曲的高等教育,上大学到底值不值?

  我们曾经介绍过刚刚获得郝尔拜国际纪念奖的英国作家、学者和评论家玛丽娜·华纳(Marina Warner)。去年,她曾经退出供职多年的埃塞克斯大学,并在《伦敦书评》上发表了《我为什么退出》一文,表达了对她所说的“隶属于行政管理的学院体系”的抗议。近日,《伦敦书评》上刊登了她在大英博物馆的演讲稿《扭曲的高等教育》,悉数英国高校教师如何被REF(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考核体制逼得走投无路的惨状。

  华纳说,她被迫离开埃塞克斯大学缘于该校政策的多变,学校被“管理的语言”主导了。自《我为什么退出》发表后,她收到了各种同情和愤怒的回应。她说,“我原以为埃塞克斯的可怕表现只是孤例,但事实证明,它的管理者的想法是‘新常态’”。在新西兰、澳大利亚、荷兰,以及美国部分高校,情况也是如此。

  在这种公司式的考核机制下,有人丢了教职,有人被迫签订合同,承诺筹集一定的资金才能保有饭碗,还有学者被要求改变研究方向。这让人不禁想起去年英国伦敦帝国学院一名毒理学家的自杀惨剧——因从事的研究未能有效筹募捐款,遭高层不断逼迫,甚至暗示要解雇他,这一压力导致他的身亡。

  REF是英国官方权威大学排名,去年刚刚从实行了8年的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考核机制改革而来,据称,它去掉了一些包括“学生满意度”等在内的“无用指标”,而只考虑“纯学术研究”。

  英国高等教育谋求“进步”的焦虑并非孤例,而实在是一个全球现象。“全世界都在上大学。大学值不值?”这是新一期《经济学人》杂志专题报道的题目。在这一期丰富的报道中,《经济学人》从大学的各个角度出发,讨论了大学招生如何考量精英与公平的平衡、大学排名榜、私有化、美国教育的吸引力以及教育技术等诸多问题。其中一篇,即谈到排行榜与日益白热化的大学国际间竞争。

  《经济学人》说,1998年5月,中国提出“985”计划。2005年,德国推出了德国大学卓越计划(Exzellenzinitiative)。2011年,当时的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奇宣布成立“索邦大学联盟”(SorbonneLeague)项目,与美国常春藤联盟展开竞争。俄罗斯启动了“5-100”计划,使得五所大学进入《泰晤士高等教育报》排名前100。日本根据其“超级全球大学计划”,给选定的大学提供额外资金,其中大部分将分配给13所研究型大学。英国也对其系统进行调整,将更多的研究资金投放进顶级研究机构,减少中等梯队资金的投入比重(而底层从来没有得到任何补助)。

  排名同时引起了很多担忧。英国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所主任贝克拉迪尼亚(Bahram Bekhradnia)预计它们产生的结果会比无用更糟糕。他曾听过世界各地的校长这么说过:“做一切可做之事来提升我校排名,杜绝一切不利影响。”

  可以想像,在这样的排名和考核压力下,高等教育很难不失去其方向。

编辑:何恒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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